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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吹的神乎其神，而且舆论上俨然形成了中国 5G 世界领先的概念。其实，这是很值得商榷的。5G 被媒体和企业过度吹捧神线G 面临覆盖、功耗、成本三大难题。在行业内，5G 基站的短板被调侃为“覆盖、成本、功耗三个 3”，也就是 3 倍成本，3 倍功耗、1/3 覆盖。
以覆盖来说，当下 5G（中频）基站的覆盖只有 200 至 300 米，由于覆盖太差，一些呼吁清理 2G、3G 频谱，用低频部署 5G 以提升覆盖。
就功耗来说，5G 基站是 4G 基站功耗的 3 倍左右。功耗之所以这么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MIMO天线暴力堆料，进而需要配属大量尖端射频
和配套天馈系统、散热系统，导致功耗飙升。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就在 GTI国际产业峰会表示，“当前 5G 基站价格是 4G 基站投资的 2 倍，功耗约为 2.5-3 倍”。
中国电信技术创新中心副主任杨峰义指出，5G 基站典型功耗在 3500 瓦左右。同样覆盖目标情况下，5G 基站数量将达到 4G 的 3-4 倍，这样 5G 移动网络的整体能耗将是 4G 的 9 倍以上。即便不计算
改造和站点租用成本，仅基站的电费和采购成本就 4G 的 9 倍以上。这对于利润下滑的运营商而言，着实是不小的负担。铁流引用一组数据，大家会有更加直观的感受。
杨峰义表示，2018 年全年三家运营商的移动基站共耗电约 270 亿度，总电费约 240 亿元，“在同样覆盖情况下，5G 网络的能耗将达到 2430 亿度，电费将达到 2160 亿元。”
就利润来说，2018 年中国移动为 1178 亿，电信利润 212 亿元，联通利润 102 亿元。能够准确的看出，如果普及采用MIMO 天线G 基站，会导致全年利润还不够支付电费。
正是因此，运营商正在探索低成本、低功耗组网模式，将 64T/64R 为 8T/8R，4T/4R 或 2T/2R（现在部署的大多是 8T/8R，正在进行以 2T2R 为主推模式）。
若不改变基站天线为电调板状天线模式，这样的做法虽能把功耗和成本比 MIMO 降下来，但对比 4G 仍然有差距，而 5G 基站数仍可能是 4G 基站数的 4 倍，性能也一下子就下降。广电就在低频上部署这种低成本、低功耗组网模式，消耗 40M 带宽，理论下行网速为 220—440Mbps，这个网速甚至还不如 4G。早期的 4G Cat 4 标准理论下行网速为 150Mbps，4G Cat 6 标准理论下行网速为 300Mbps，4G Cat 12、Cat 13 标准理论下行网速 600Mbps，联通在雄安 4G 实测网速则达到 1.2Gbps。
可以看出，这种低成本部署模式，只能说是重复部署了一张网速和 4G 相当的 5G 网络，有劳民伤财的嫌疑。
DSPFPGA、NAND、DRAM射频、WIFI、光通信芯片、数模转换器模数转换器、激光器等器件上，对美欧日韩等国的英特尔英伟达AMD高通博通三星、SK 海力士、东芝、镁光、德州仪器ADI、Skyworks、Qorvo、恩智浦、英飞凌、lumentum、Finisar、Neo Photonics 等公司都有一定依赖性。2018 年和 2019 年，H 公司进口芯片超过 200 亿美元。其中，2018 年 H 公司从美国进口芯片金额达 110 亿美元，2019 年进口芯片金额达 160 亿美元。整机制造方面，这是中国的强项，整个行业已经变成中国的 H 公司、Z 公司与外国的爱立信、诺基亚四强鼎立的格局，当然，三星这几年也有进步，但和传统四强仍有差距。在标准专利方面，相对于 4G 时代中欧联手排挤高通，以及美国摩托罗拉、IBM、ATT 等公司搞 Winmax 翻车，导致美国企业在 4G 时代话语权偏弱，美国企业在 5G 时代的话语权明显提升。
有鉴于 3G 时代高通一家独大后的高通税把全球通信企业恶心的不轻，全球公司在 5G 标准的制定中都在权衡，坚决不能让任何一个企业或国家独大，5G 时代慢慢的变成了中美欧日韩多强鼎立格局，谁都没办法取得高通在 3G 时代的地位。
20%、15%的专利，但依然老老实实缴纳高通税，原因是高含金量专利加权很高。单纯用专利数量来衡量话语权的做法是不靠谱的。
从中能够准确的看出，中国在 5G 上谈不上领先美国。整体态势是整机强，核心元器件弱。专利上也远远达不到高通可以征收“高通税”的水平。中国真正的优势是政策和市场
中国在 5G 上具有两项人无我有的优势，一是中国政府的强有力支持，二是中国市场规模巨大。
中国通信企业能取得如今的成绩，除了是全行业的艰苦奋斗，还与中国政府对外开放中电信业的特殊保护政策有关，1999-2001 年的中外各种力量围绕中国加入 WTO 超级博弈时，当时的
产业部部长顶住了主流意见，坚决反对电信业过度开放，强调如果丧失信息安全则国家安全毫无保障，坚持认为不能允许外资绝对控股国内电信设备商、国内电信设备采购必须给民族电信设备企业留下一定份额，不允许外资垄断。
由此，H、中兴通讯等才能在起步之初不被跨国公司一口吞并，民族电信设备业的萌芽才不至于被连根拔起。其后，H 在发展中匮乏资金，早期阶段还得到了电信企业的融资支持。而且早期国产设备问题不少，但在国家意志下，运营商硬着头皮用，采购国产设备支持国产厂商，并在使用中察觉缺陷，处理问题，实现螺旋式提升，完成了从没法用，到堪用，再到好用的转变。这才使中国设备商积累了第一桶金；有了这个基础，才能进入亚非拉，积累了挑战跨国巨头的实力。在海外市场的扩展中，国有银行的政策性贷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H 和中兴之所以在早些年能够在海外攻城略地，主要是受益于国家政策和中国商业网络的扩张。
显示，自 2004 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国有银行陆续向 H、中兴提供了高额出口信贷，进而引欧盟双反调查。
以国开行为例，从 2004 至 2009 年向 H 的客户提供 100 亿美元信贷额度，2009 年到期之后，其又将这一额度提升至 300 亿美元。同时，2010 年年中，H 副总裁胡厚昆在公开信中称 H 的客户共使用了国开行的 100 亿美元额度。类似的，国开行与中兴也签署 150 亿美元《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主要也还是为了满足购买中兴设备及有关技术服务的海外客户的融资需求。也就是说，H 和中兴在海外扩张，高度依赖国家政策扶持，等于是海外客户即便囊中羞涩，也可以从中资银行借钱买 H 和中兴的设备。由于面对中国政府的组合拳束手无策，西方国家只能用“双反”调查和“嘴炮”来应对——美国进出口银行总裁霍赫贝格就直言，H 增长如此迅速的原因之一是它从国家开发银行获得了 300 亿美元信贷额度的支持，这使得 H 可以给顾客提供比竞争者更优厚的资费条件。
再来看中国市场，之前已经介绍过了，在 4G 时代，中国的基站数量超越全球 70%。由于 5G 基站覆盖偏小，组网成本和维护成本偏贵，西方国家运营商更没有动力去大规模普及 5G 网络，而中国运营商会在行政指令下在城市实现 5G 连续覆盖。
当下正处于后疫情时代，为了刺激经济，国家开展新基建，这等于是国家印钱投资 5G，虽然会带来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的通货膨胀，并进一步促进房价上涨，但可以对 5G 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因而在 5G 时代，中国 5G 基站数量 VS 外国 5G 基站数量的比例会比 4G 时代更加极端，这种万亿级别市场规模是全球任何一家国家都无法复制的。（当然，铁流一贯的观点是，现阶段还是应当小规模推广，改进提升技术，等解决 3 倍成本、三倍功耗、三分之一覆盖的问题之后，再大规模推广，大规模推广不成熟的技术只会导致资源浪费，只能让利益集团获利。中国 4G 建设比国外晚了几年，不照样非常成果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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